法塔赫与哈马斯在北京会面了，悲观情绪却笼罩着阿拉伯世界

【文/伍麦叶的熏笼精】

近日,在中方主持下，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与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北京就内部和解展开磋商（以下简称“北京会谈”），并取得积极进展，新闻消息一出，只要是关心世界大事的中国民众都感到高兴，希望巴勒斯坦人民能够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寻求一个光明的未来。

很多中国同胞都单纯地以为，在中东，人们一定也是一样的反应。对中东人来说，这一条消息当然很有分量，不过，“中东”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那里的情况错综复杂，并不是铁板一块。从“族群”上而言，目前，那里有三大种族——阿拉伯人、波斯人（即所谓雅利安人）、土耳其人（即所谓突厥人），此外还有其他族群如库尔德人，不同族群当中又穿插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如伊斯兰教的逊尼派与什叶派、基督教徒等等。

我们经常接触到的一些概念，彼此之间并不等同。如，“伊斯兰世界”是将世界上所有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包括在内，指从摩洛哥、土耳其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广大区域，北至中亚，南到东非，甚至还包括许多国家里的穆斯林社群；中东大致与“西亚”重叠，但又包括北非的一部分，并且，近年还出现了“大中东”概念，将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等国囊括进去。

其中，不管土耳其人有多大的野心、经西方灌输了多么疯狂的迷魂汤，但目前的实际状况为，土耳其人的主体生活在“土耳其（突厥）”那个“民族国家”（nationstate），民族（nation）与国家（state）高度重合；伊朗人也是同样，在近代建立了民族国家“伊朗（雅利安）”，伊朗民族主要生活在伊朗，出了伊朗，伊朗人便变为少数族群与移民群体。也就是说，土耳其与伊朗都是中东国家、西亚国家。

但是阿拉伯人不同，在近代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国家，那些国家分布在北非与西亚，最西边从摩洛哥起，沿着地中海南岸，一直延伸到到波斯湾与阿拉伯海，构成了媒体中经常提到的“阿拉伯世界”。

地图上的“阿拉伯世界”（图片来源：网络）

上述种族划分是否符合历史，是另外一个问题。单论现状，当代中东的复杂格局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形成，并且构成了“现代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在如此的世界体系之内，巴勒斯坦、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也门的主体人群是阿拉伯人，与北非同西亚的阿拉伯各国人民同种同族。同时也明确的是，他们不是土耳其人、不是波斯人。

我国人往往不了解情况，把伊斯兰、中东、阿拉伯三种不同范畴混在一起。去年，中伊沙三方协议（以下简称“三方协议”）签订后，一位朋友高兴地对我说：“阿拉伯人终于团结起来了！”那种误解大致相当于，中国和日本形成某项合作，一位阿拉伯人感叹，中国人就是抱团呀！（好玩的是，这正是目前中东人的看法，认为“东亚人”都是“中国人”。）

中东局势迷雾重重，所以，当我们谈论那里的情况时，要对不同群体分别进行描述。本文就单只谈谈阿拉伯世界对“北京会谈”的意见。

阿拉伯世界失去了自信

阿拉伯人当然对“北京会谈”很敏感，但普遍认为不会取得实质成果。他们更进一步认为，中国目前采取的方式也不会有多大作用。大家真正感兴趣的是那样一种理论：

中国在利用时局，推进新的中东秩序、新的世界秩序。

埃及作家穆拉德《加沙战争与世界秩序中》的说辞便很典型：

“（‘洪水行动’以来）中国和俄国利用政治、战略以及地位等方面的形势去瓦解西方领导的世界秩序，并强化他们的领导角色，将美国的领导角色取而代之。”

为此，两位青年学者（一位为在澳洲大学就职的阿拉伯学者，一位为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教的西方学者）联合在阿联酋《民族报》上发表《什么才是中国在加沙—以色列战争中的真实立场？》，针对流行的喧嚣，指出：

“在该地区，目前并没有出现从美国和平（pax Americana）——如果真的可以这么称呼的话——向中国和平的过渡，没有那样一种持续转变的过程”，“我们所作的研究显示，中国并不觉得，接过美国传统上在该地区的霸主角色，是什么优选的脚本。”

《什么才是中国在加沙—以色列战争中的真实立场？》截图（图片来源：网页截图）

然而，如此理性的声音难以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因此得不到重视。

在今日阿拉伯世界，失败情绪弥漫，人们普遍失去了自信，失去了主体意识，甚至自我厌弃、自我否定，便任由西方的“帝国理论”侵蚀心灵。

媒体精英群起宣扬，中东自古就是帝国争霸的场域，因此今天也逃不过由帝国笼罩的命运。接着就顺水推舟，把整个中东的命运归为大国强权的“事务”和“责任”，即，大国要从中东获利，同时就必须进行治理和管控。其中一位典型人物便是沙特报纸《中东报》的主编哈桑·沙尔拜勒，他是个铁杆亲美派，作为有良心的资深记者，一次次身临中东与非洲的苦难现场，让他深感无力与挫折，可是，他却坚信“世界需要一位警察”，而那位警察只能是民主灯塔美利坚。在2024年初一篇《战争、意外与地震之地》中，他把围绕着加沙的冲突歪曲为伊朗试图驱逐美国在中东的势力并取而代之，竟公然问：

“该地区（中东）目前面临一场变化了的战争，引出了这个问题：伊朗在该地区的边界在哪里？美国在该地区的边界在哪里？”

上述发问体现了阿拉伯人目前的共识（少数左派人士除外），那就是相信“帝国是无边的”，亦即，帝国的势力扩张到哪里，其有形或无形的疆界就延伸到哪里；帝国的扩张不可避免，因此其疆界的延伸也就不可避免；并且，帝国的边界也有权力在其他国家与人民的土地上肆无忌惮地随意延伸。什么国家主权，什么世界秩序，遇到帝国的灵活边界通通作废。

如今，像沙尔拜勒那样的亲美派越来越孤立，其实他的内心也产生了动摇。阿拉伯人民无力掌握自身命运，又目睹了美国在中东称霸的失败，便把目光转向了东方大国，主动把中东包括阿拉伯世界划给了中国的“责任”，等着中国去替他们解决全部问题！

美军从阿富汗撤军完成后，塔利班鸣枪庆祝（图片来源：ICphoto）

这就形成了中阿在认识上的鸿沟：

中方认为，中东当然是中东人的中东，中东人是中东的主体，中国只能是一股友好的、积极的、向善的辅助力量。中东要变好，只能靠中东人民自己想办法，发挥主观能动性；

阿方却相信，中方才是主动一方，整个中东都成了被动一方，是中国不能推卸的负担、必须出手管理的对象。——中国人民满怀希望地等着阿拉伯世界支棱起来，没想到人家直接卧倒了。

在那样的心态下，阿方反而谴责，中东乱局持续至今，且日益恶化，部分原因在于东方的那条龙支棱不起来。媒体上充斥着此类言论：

“中国未来将通过外交来保护其各条贸易路线和各石油区，也许还会通过战舰加以保护，一如葡萄牙、英国和美国过去也曾试图在我们地区保护它们的各条贸易路线。”（阿卜杜拉赫曼·拉希德《沙特美国冲突将要结束了吗？》）

“为什么沙特不与中国签订防务协议？事实是，北京是避免这种情况的一方。尽管它是石油的最大买家，对石油的需求也在增加，但与过去的英国和现在的美国不同，它采取的策略并不依赖军事力量来保护其在海湾的利益。它在该地区没有成阵的舰船、航空母舰和军事基地，也没有卷入地区冲突，只依靠其巨大的经济实力来实现目标。 海湾地区目前发生的事情很罕见，这种讽刺逃不过任何人的眼，尤其是与南中国海发生的事情相比，在南中国海，美国和中国通过军事行动及对立的盟友直接对峙。然而，在海湾地区，双方势力通过与沙特阿拉伯的良好关系得以共存。”（同作者《在利雅得的微妙平衡》）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中东问题涉及国际政治，两件事情性质不同，对这一点，阿拉伯精英加以断然否认。

萨贝娜·悉迪圭《中国在中东的推进充满了各种局限》一文引用了王外长的话：“中国坚定支持中东人民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支持中东国家团结自强解决地区安全问题。”

然而，阿拉伯人就是听不懂这话的意思！该文竟将中国的这种主张理解成“申明了北京对该地区的承当（commitment ）”，直白表示：“（中沙）两国关系的最大不足（setback）之处，就在于缺乏北京的一种军事角色。”

如我在前面的文章里反复提及的，要求中国直接派军队，是阿拉伯世界的共识，早在叙利亚发生战乱时，阿拉伯人就真心相信中国会派大军前去平叛。埃及亚洲研究专家、金字塔研究中心教授穆罕默德·法耶兹·法拉哈特在《埃及人眼中的“一带一路”倡议》一文中即坦言：

“尽管相较于以往中东地区的那些危机，当前的中东危机里，中国所发挥的作用更加明显，但这方面仍有待提高和加强……叙利亚危机暴露了中阿之间缺乏某种协调，或者说中国与某些阿拉伯国家在立场上的冲突，因为有几个阿拉伯国家支持加快叙利亚危机中的外部军事干预进程，这令中国遭到了来自多方的指责。”

这种心态一直延续到今天，尽管中国为巴勒斯坦与中东的和平不懈努力，但阿拉伯人想的却是另一回事：明明有军队，为什么不派出来？沙尔拜勒在《控制住第二次纳克巴（Nakba，阿语专用词，指以色列占领造成的巴勒斯坦人流亡）》中对美国感激涕零，“（美国的）舰队和运输机到了。这一角色特别地强派了一种巨大的责任给美国。对这场冲突出手，通过停止新的纳克巴以防止其再度发生，成了它的责任”，相形之下，俄罗斯与欧洲无暇顾及，而“中国不愿意也没那个能力”。

阿拉伯方面对“三方协议”的理解

在如此的迷思中，举凡涉及中国与中东关系的事情，阿拉伯人都与我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想法。

例如，去年，“三方协议”签订后，中国民众普遍都很高兴，大家自然地认为：中国帮助沙特和伊朗疏通了关系，接下来，沙特和伊朗以及其他国家就可以在中东的大舞台上团结合作，共同为好日子努力了，希望中东就此出现转机吧。

但是阿拉伯世界的解读却全然不同，他们的认识为：该协议的主体并非那两个中东国家，而是中国，两国和解根本不是沙特和伊朗的事务，而是中国的事务，相关的权与责也在中方。所以，沙伊和解能否持续，能否得出好结果，不是看那两个国家的能耐，而是看中国的能耐。在他们看来，沙伊和解，是中国在中东“加强其存在”，也是中国方面的“成功”。如果后续情况不佳，那将是中国的威信受到损害。

伊朗与沙特在中国的调停下达成和解（图片来源：网络）

沙特的伊朗研究国际中心负责人苏拉米博士在《结束伊沙信任危机有待更多努力》中甚至有这样的言论：

“伊朗清楚，一旦违反在中国赞助（patronage）下与沙特阿拉伯签署的协议条款，会有何等的后果。伊朗领导人命令官方电台停止对（沙特）王国的负面报道、贬损评论和批评。尽管如此，协议签署后，伊朗各家媒体对沙特阿拉伯的一些负面内容仍然继续着，这违反了不干涉它国内政和保护各国主权的原则……对沙特王国进行了大量批评和侮辱。”

《阿拉伯新闻报》主编费萨尔·阿巴斯则在《伊沙协约的三种后果》中道是：

“这也是中国首次以和平缔造者的身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原文如此，阿拉伯精英真的不学历史），且是对其作为全球超级大国所受尊重的考验”，再加上中伊签订了二十五年协议，“因此毫无疑问，中国巨龙将压在德黑兰的脖子上呼吸，以确保协议得到遵守——在我看来，这是（确保三方协议得到执行的）唯一途径。”

今年3月11日，三方协定签订一周年之际，苏拉米在《阿拉伯新闻报》发表《协定一年来的沙伊关系》，盘点了两国取得的成果、关系发展缓慢的领域，并指出，双方长期积累的信任危机很难快速解决，然后又说：

“与此同时，中国对该协议的推动标志着该国在全球舞台上的重大外交转变。因此，与任何破坏协议的企图针锋相对，持续获得成果，持续进行修复，就格外必要了。”

也就是说，如果伊朗表现得好，那是东方大国有了面子和里子；如果伊朗不乖，那丢脸和利益受损的是某龙。

阿拉伯世界将伊朗定性为扩张主义

《协定一年来的沙伊关系》充满了对伊朗的否定与指责，而这正是阿拉伯世界目前的“政治正确”。

阿拉伯诸国与伊朗的矛盾非常复杂，不过，沙特与海湾国家建立了一套官方话语：

伊朗实行帝国主义，在本地区持续进行扩张，在邻近国家扶持代理人，给那些国家制造动荡。而驱使伊朗那么干的是一股“邪恶的力量”，今日伊朗的政治制度是“魔鬼的制度”，一心要“动摇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

反过来，伊朗对沙特有着同样的指责，并且多加一条罪名，那就是沙特与美国的关系损害中东以及伊斯兰世界的利益。

伊朗方面的问题且放一边，待有机会另谈，今天先谈阿拉伯方面对伊朗污名化的目的。

一旦把伊朗定义为帝国主义国家，那么它的一切行为就变成了对阿拉伯世界的蓄意破坏，于是，美国对伊朗的剿杀便被洗白了，有了正当性——惩罚和遏制“流氓国家”，维护美国单极主导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此般对伊朗的定性，让路人也不免要为之不平。去过伊朗的人都知道，美国持续的高压制裁，实际上是把伊朗变成了一座无形的大集中营，伊朗人民困在其中，近乎与世隔绝，丧失了发展的机会，更丧失了与世界人民交流的机会。在伊朗，会明显感觉那个国家停滞在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连满街跑的汽车的车型都是一九七零年代的欧美车型，而在伊朗之外，那样的车型只能在老电影里看到了。可是，被困在集中营的受害者，其自卫与反抗竟被污蔑为帝国主义扩张，这是颠倒黑白。

伊朗首都德黑兰街头（图片来源：ICphoto）

不仅如此，掌握阿拉伯世界话语权的当权群体还把“抵抗之弧”判定为伊朗用以瓦解阿拉伯的工具。“抵抗之弧”是近年来形成的说法，即由伊朗、叙利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也门胡赛武装形成了一条抵抗的弧带，最初称为“什叶派之弧”，现在也称为“抵抗轴心”。究竟该怎样理解抵抗之弧，本是见仁见智，必须加以认真研究、争论、探讨，揭示其复杂性。可是，阿拉伯当权派建立的官方话语咬定，抵抗之弧仅仅是伊朗进行扩张的工具，其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领导者都是伊朗的代理人。这种话语生成了一种图谱，在那一图谱里，抵抗之弧各部分的反抗，都不再是当地人民绝地求生的抗争，而是伊朗抢夺阿拉伯人的地盘。于是，无论是伊朗与阿拉伯的矛盾，还是抵抗之弧各部分的行动，都变成了伊朗“将美国从中东驱逐出去之梦”（沙尔拜勒《中国厨房里的伊朗火焰》）。由此形成一种立论：

美国一切针对伊朗的行为，尽管有其自身利益，但同时也是在保护阿拉伯世界的利益。相反，现制度的伊朗其存在本身就是对阿拉伯世界的威胁。

真正让我们难以置信的是，阿拉伯当权派利用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分歧，判定以什叶派为主的伊朗具有“魔鬼”性质。沙尔拜勒竟在文章中如此表达：

“伊朗是否发现……伊朗想成为‘大撒旦’的头号伴侣之梦难以达成？”

一旦强加了这款宗教审判所风格的定罪，那么阿拉伯国家与伊朗携手合作便绝不可能，共御外侮就更不可能。我们的观念是“远亲不如近邻”、“邻国是搬不走的邻居”，但看来中东人并不那么想。

了解到这一点，不仅有助我们明白近四十年来中东的风风雨雨，更让我们多少理解“洪水行动”之后的形势。

如前所述，阿拉伯世界充满失败情绪，根本没有掌握命运的自信。“洪水行动”刚发生之时，整个阿拉伯世界深受震撼，产生了一丝亢奋。随后，加沙持续的苦难折磨着人们的心灵，阿拉伯人感到屈辱、愤怒、无助。然而，抵抗之弧起来行动，至少阿拉伯的即得利益群体备感惊恐，一心为自家的身家性命盘算。他们不肯修改既定的政治话语，仍然断言：

“今日，伊朗关联或支持的多个群体仍然是具有影响的角色——例如，在以色列-加沙战争中，（伊朗）助力扩大冲突，让冲突扩散到其他阿拉伯国家。”（《45年既往——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如何重塑本地区》） “随着德黑兰掌握战略领导权”，“那些民兵打着解放耶路撒冷、收复阿克萨和坚持巴勒斯坦事业的旗号，怀揣着背叛与可鄙的心思，掩盖（他们在打）破坏该地区稳定的战争（的真相），以此作为扩散霸权的策略，日益壮大舆论，鼓吹他们在对抗美国的军事存在和影响力！”（《“大伊朗”与本地区的永久战争》）

“洪水行动”两天之后，《阿拉伯新闻报》发表了巴勒斯坦学者巴鲁德的动情文章《阿克萨洪水的原因与蕴含的意义》，指出：

通过选择动手的日期，“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希望发出一条明确的信息：巴勒斯坦的事业仍然是所有阿拉伯人的事业。”

然而，他们的希望落空了。在富裕的阿拉伯国家，掌权者与文化精英想的全是怎样尽快妥协，把抵抗之弧压制下去，换个苟安。

所以，在他们的想法里，最好东方大国派军队过去，进行全面的控制，既控制以色列，防止第二次纳克巴造成难民潮，也控制抵抗之轴的行动，平息事态。

被以色列入侵后满目疮痍的加沙地带（图片来源：ICphoto）

然而，盼望的力量不肯到来，阿拉伯人感到失落和不满，在他们看来，那是东方大国对他人无动于衷的冷酷性格使然，那个大国“并不急于扮演什么强大角色”，“耐心地坐在河岸上等待敌人漂浮的尸体”没日没夜地漂过。

阿拉伯人的困局

我们不难看出阿拉伯人想法里的混乱：

假设伊朗真想搞帝国主义，因此它是邪恶的，那么，一个异质的遥远国家——比如美国——作为帝国，把其边界延伸到中东内部，而且想蜿蜒到哪里就蜿蜒到哪里，怎么反而倒成了一件好事，是阿拉伯人能够接受的呢？

原因想必很复杂，有待学者们加以研究和分析。但我一定要说一句，我们受惠于五四以来的优秀思想传统，在我们，只要一个国家对中国搞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不管它是邻国还是远邦，也不管什么人种、地域以及其他名目，中国人民一定要在优秀政党的领导下将其彻底击败，赢得独立与解放的关荣。因此，当年的日本、美国不管唱得多好听，既然是帝国主义国家，就是一丘之貉，中国人民绝不允许它们得逞。

反观日本便从明治维新以来一直鹦鹉学舌西方史学，打着“领导亚洲击败西方白人”的旗号对亚洲各国实行残酷侵略与殖民，到今天还沉迷在那套话语里出不来，不肯认罪。——顺便说一句，日本当初是要领导亚洲击败西方白人，在中东至今都是主流观点。

日本法西斯宣传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宣传画（图片来源：网络）

接下来想简单讨论的是，总有朋友问我，你复述的都是阿拉伯精英的观点，那么当地普通民众怎么看？

阿拉伯民众总体上当然是淳朴善良的，但是，没有一个先进的群体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启发，他们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耳濡目染接受西化精英们的观点；二是始终生活在保守传统的观念体系里。大多数都属于后者的情况，或者两种情况参半。实际上，越是底层民众，就越难以接触到生活范围以外的信息。

在普通大众面前，横亘着语言的门槛：阿拉伯语分为标准语和方言，前者类似我们的普通话，而不同地区的方言彼此差异极大，与标准语之间的差异也极大。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会掌握标准语，很多底层民众只懂方言，他们根本听不懂半岛之类现代媒体的内容。所以，阿拉伯语的标准语是精英们的工具，仅仅因为语言，就在精英与中下层民众之间形成了鸿沟。大量仅懂方言的老百姓就只能依赖周围的消息渠道，必然活在信息茧房里——但愿网络上的新媒体能够起到打破茧房的作用。

结果，越是基层的民众就越虔诚，也越保守，对自小掌握的教义没有丝毫怀疑。半岛电视台的一则新闻中，一位加沙老人站在废墟之畔，仰天悲呼多声“阿拉胡阿克巴”，哀怆至极，从那语调里可以听懂他的祈求：“伟大的神啊，你到底是显显灵吧！”我一边无比难过，一边又忍不住着急：既然现实证明你那神这么不好使，怎么就一点想不到它可能根本不存在呢？

然而这就是绝大多数阿拉伯人的思想状态，包括很多精英也不例外。半岛阿语官网上有一位记者作家穆罕穆德·阿卜杜哈迪的专栏，专注于巴勒斯坦问题，其中一篇《真主属于你，哈马斯！》称颂哈马斯与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屈，通篇都是宗教性的修辞，既悲愤又热烈。

在现有的世界秩序里，阿拉伯的中下层处于不利位置，饱受折磨，他们也明白，是具体的现实造成了他们的困境。而现实世界是西方化的世界，西方的强势无处不在，这让他们觉得“现代的东西”就是“西方的东西”，而那些东西都“有毒”，所以便愈发地退回到传统中去。相比精英，他们更富于反抗精神，但他们没有先进的思想武器，就只能以传统宗教的思想作为反抗的基础。

遭受以色列恐袭受伤的巴勒斯坦父子在废墟上（图片来源：ICphoto）

近来，一些中国网民关注到抵抗之弧，觉得那是一群硬骨头，敢打敢拼，不服软。可是，除叙利亚之外，抵抗之弧的成员都以宗教保守主义作为基础。这就是今日阿拉伯世界的困局，或许也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困局：向往现代化的精英们信奉西方右翼思想，起身反抗的人们则固守在最保守的宗教传统里，两者都很难有光明的未来。

结果是，外部世界面对阿拉伯人，也只有两种情况：要么是经西方右翼思想俘虏的、认输的精英，要么是顽强的、虔诚信奉保守宗教思想的民众。这就让外部很难施以援手。

由此推测起来，阿拉伯精英们愿意中国“增强其存在”，或许也并非全是受帝国论影响，亦非仅为私利。可能，他们是希望一股全新的力量能够对中东产生催化效果，起到引领作用。媒体上，不断有作者提示同胞学习中国经验，就在去年，阿曼作者胡莱比在《阿曼观察者报》上发表《新生的国际秩序如何向古老中国学习？》，介绍商鞅变法，以商鞅的命运感叹：

“那些意识到改革有多么深刻的人总是用他们的权力来惩罚改革者。这就是为什么在改革发展计划不受欢迎的时候，谈论改革发展计划的人很多，而愿意牺牲和促进的人却很少”，“真正的改进需要时间，但如果有能力的人不愿意做出牺牲，他们将无助于成功实现范式转变。”

由此可见，阿拉伯人在努力清醒，在分析和剖析自身问题，并且有着向他人学习的愿望。

纵上所述，可以看出，阿拉伯世界的情况远比我们想得复杂，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与中国极其不同，目前似乎找不到突破困境的方法。我们习惯把自身投影到别人身上，也是一种盲目和幼稚。

同时也要注意到，正是因为找不到前进的方向，阿拉伯人才对“一带一路倡议”特别寄以希望，他们渴望倡议带来的现代化建设能够为中东创造稳定，帮助人们摆脱贫穷，摆脱传统观念的捁挃，在思想上接受现代化的熏陶。

阿拉伯人深知本地区情况复杂，早在2017年，一位阿拉伯作者穆罕穆德·赛义德在半岛官网上发表《珍珠的串链——中国龙的阿拉伯沙漠之旅》，竟有如此的比喻：

“如果你沉迷于凝视深渊，深渊也会回视向你，而这正是中国担心的。中国人坚决拒绝把一带一路倡议描绘成一项新的马歇尔计划”，“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希望避免将其新规划与任何军事层面挂钩，一方面害怕引起美国的恐慌，另一方面害怕卷入中东冲突。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对于中东的各种难题，倾向于采取没有偏向的政策，在巴以冲突和沙特-伊朗冲突上尤其如此，而此举帮助她免于在中东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与美国恰成对比。但有若干迹象提示我们，中东的深渊也开始盯入中国的眼睛。”

将生身之地描述为黑洞般的深渊，这简直是自虐心理。然而，这种谬论是“受害者有罪论”，阿拉伯世界是近代西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受害者，后者才该担负罪责。

更何况，文明悠久、物产丰富、人民聪慧顽强、地理位置重要的阿拉伯世界绝不是深渊，而是一片希望之地。随着西方霸权时代的落幕，阿拉伯人民终将闯离出困境，探索出一条前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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